“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李大钊（1922年5月1日 ）
每年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在我国马来西亚，这天也是公共假期。尽管当权者们希望人们把五一劳动节这天仅仅当作是一般歌舞升平的节庆假日，但是庆祝五一的意义却远远不是如此。纪念五一劳动节，并不是为了“感恩”工人为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付出，而是为了召唤百多年来现代工人运动经历无数牺牲而争取回来有血有泪的成果与团结抗争精神，以及鼓舞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继续为捍卫基本权益以至实现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而联合起来并坚持抗争下去。
五一劳动节源于工人争取缩短工时的运动
五一劳动节的起源，是19世纪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争取“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或“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是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劳动者们的重大诉求。当时的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在工业革命推波助澜下正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们，却被迫长时间工作，领取低微的薪资，而且工厂使用童工的现象相当普遍。
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最早于1810年提出“十小时工作制”，并在位于新拉纳克的纺织厂首先实行此缩短工时的制度。欧文后来于1817年进一步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他所倡议的“八小时劳动、八小时娱乐、八小时休息”，成了后来工人运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流行口号。
澳洲工人是最早成功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的。1856年4月21日，墨尔本的石匠和建筑工人进行罢工，从墨尔本大学游行到维多利亚议会大楼，并举行了集会和娱兴活动，表达争取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诉求。这次的直接行动，为当地工人赢得了在没有减薪下落实八小时工作制。这场原本只打算举办一次的劳动节活动，鼓舞了澳洲工人接下来每年都举行一天罢工去庆祝劳动节的传统。
在美国，费城工人于1835年进行了北美州的第一次全城大罢工，争取提高工资及“十小时工作制”，提出“朝六晚六，十小时工作及两小时用餐”的诉求，罢工三个星期后为当地政府所接纳实行。翌年，1836年，美国的劳动运动开始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的主张。
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的行动纲领
美国的第一个全国性劳动组织——“全国劳动联合会”，于1866年8月的首次大会上通过决议案：“为了把这个国家的劳工从资本主义奴役中解放出来，当前首先且必要做的，就是通过立法，规定美国所有州属的正常工作天是八小时。我们决心付出我们所有的力量，直到获得这光荣的成果。”
同年9月，马克思等人创办的“国际工人协会”（又称“第一国际”），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呼应了美国工人的诉求，在《限制工作时间》的文件上提出：“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是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话，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和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一切尝试必将毫无成效。……代表大会提议把八小时作为法定工作日的限度。规定这种限度乃是北美合众国工人的普遍要求，而代表大会则把这一要求变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的行动纲领。”
尽管美国国会后来于1868年通过规定在政府部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但是好些政府部门在缩短工时之际却减少工资，而且很多联邦政府部门也不遵从总统所发出不准减薪的指示，结果实际上无法取得缩短工时的意义。
从“干草市场暴动”到国际联合行动
1884年，“美加有组织行业及劳工联合会”（现“美国劳工联合会”前身）在芝加哥举行的大会上通过决议案，主张于1886年5月1日正式落实八小时工作制。
1886年5月1日当天，成千上万美国工人展开罢工并上街示威，疾呼：“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在芝加哥，至少有3万工人罢工，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人潮更多。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镇压示威者，两名工人遭警察开枪打死，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5月4日，发生了“干草市场骚乱事件”，警察暴力驱散示威人群时，发生不明身份人士向警察投掷炸弹，炸死7名警察，而警察则开枪打死了4人，另有逾百人受伤。政府和资本家联手在干草市场事件后加剧打压工会，8名活跃人士在没有证据下被法庭判刑，其中7人被判死刑（后来2人获得缓刑免死，一人在狱中自杀身亡），1人被判监禁15年。
1889年7月，纪念攻占巴士底监狱一百周年之际，“第二国际”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会上通过了《五一节议案》，呼吁各国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于翌年5月1日为纪念芝加哥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抗争而举行国际抗议活动。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主要城市都有工人展开罢工及群众示威活动，并提出了当时各地工人的诉求，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作条件等。此后，每年以罢工及游行集会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扩散到世界各地。在亚洲地区，中国于1920年在北京首次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活动，印度于1923年在马德拉斯（今金奈）首次举行五一集会。至于马来西亚，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活动也应该可追溯到1920-30年代。
也是左翼社会活动家的卡尔.马克思之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于1890年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首次举行的五一劳动节集会上发表演说时说道：“社会主义者认为，落实八小时工作制是首要且最直接应采取的步骤……这不是终点，而是斗争的开端，为支持八小时工作制而仅仅到这里示威是不足够的。我们不应像一些基督徒那样，犯罪六天后第七天到教堂忏悔，反而是我们必须每天为这事业发声，并让人们，尤其是我们所接触到的妇女们，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
尽管19世纪劳动人民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遭遇到重重阻挠与打压，工人运动并没有因挫折而退却，经过多番努力，八小时工作制已成为全世界工人最基本的权益保障。五一劳动节也因此在工人运动及底层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象征性意义。除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立法、工人成立与参加工会的自由、退休金制度、失业援助金等基本劳工权益，也都是过去百多年来世界各地工人运动所争取回来的社会成果。
当权者试图抹杀五一的意义
在冷战时期，斯大林主义官僚化政党执政的国家，如苏联，纪念五一劳动节仅仅是经过官方精心编排阅兵礼游行的年度官方例常仪式，已失去工人战斗精神的色彩。至于在好些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地方，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却是被禁止的，包括了当时被仍被英国殖民的马来亚。尤其是当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颁布紧急状态后，我国工人运动遭到当权者残酷的镇压。甚至是独立后，仍然有很多工运和左翼人士因主办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和领导工人争取权益的抗争，而遭当局援引《内安法令》逮捕及无审讯拘留。
马来西亚政府直到1972年才承认五一劳动节，并迟至1979年才宣布五一劳动节为公共假期。不过，一直以来不断偏帮雇主压榨并压制工人的政府，并无意要让人民理解五一劳动节的实际意义，而是竭尽所能地去误导、麻痹及愚弄劳动人民，只要人们把五一这天当作普通的公共假日，主办家庭日、宴会聚餐或为国家领袖歌功颂德的集会，去掩盖社会上的阶级矛盾以及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真正目的。
由我国民间进步党团组成的“五一委员会”（Jawatankuasa
May Satu），自1994年以来，每年风雨不改地举办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公开集会活动，通过发表《五一宣言》提出国内普罗人民的诉求，延续了五一劳动节唤醒底层人民联合起来抗争的精神传统。今年也不例外，五一委员会打出“工人为先，拯救马来西亚”的主题，于劳动节当天在吉隆坡举行集会游行。
八小时工作制已“过时”
五一劳动节源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每天工作八小时于当今几乎在世界各角落已经是最基本的劳工权益保障。但是，在好些国家，包括我国，由于工资低而被迫加班，致使很多工人每天工作长达10到12小时，实际上是变相腐蚀了工人的基本权益。
我国政府于1980年根据《1955年劳工法令》制定的《加班时限条规》，将加班时限从每月32小时增加到每月64小时，到了1991年马哈迪政府的修订，更是增加到每月104小时，也就是每天加班可达4小时。
很多工人会加班，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加班，而是他们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所领到的工资并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开销，而被迫加班。就算有了最低薪金制，但是政府设定的最低薪金水平非常低，再加上大批权益更加没有保障的移工流落在我国打工，导致所有工人的工作都没有保障，工资也持续被压低。
有些工作，如保安人员，更是没有选择的一律被迫工作12小时。如此的长时间工作，剥夺了工人的休息及娱乐时间，也少了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休闲的时间，更遑论进行自我提升、改善生活素质的活动。此外，长时间工作加上没有充分休息，会导致工人的体力及表现下降，从而也影响了生产力。
我们现在相距19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已有百多年的时间，百多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也日益提高。当机械、电子器材等科技取代人力去进行好些工作程序时，意味着生产同一产品所需的人力劳动量跟着减少，也表示一个工人无须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每天八小时工作已经“过失”，一个工人所需要工作的时间应该变得更少，也就是在工资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每天只工作六小时或更少。工时的减少，也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而工人也因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从事自己喜好的事情及提升生活素质。
但吊诡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下，机械取代人力却意味着工人的生活条件愈来愈糟，因为大批工人失业。而当大批工人失业的时候，仍在就业的工人则被迫忍受领取低工资的委屈待遇。由于工人因失业或低工资而造成的收入减少，就会出现厂家生产过剩的现象，从而引发经济危机，结果是底层人民成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资本主义危机不是因为匮乏，而是过剩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匮乏，而是过剩。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主张彻底破产，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抬头，通过政府干预去拯救了资本主义经济。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进行大规模投资及提高工人工资的手段，去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让低靡的经济恢复生机。这经济主张在二战后的三十年在欧美国家盛行，当时可是欧美经济一片繁荣的黄金时期，加上冷战的形势及各国工人运动的压力，福利国制度也在这些国家确立起来，无疑大大改善了工人的处境。
不过，当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伴随着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而横行时，很多工人抗争赢得的成果开始受到威胁与侵蚀。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们，鼓吹资本家利润至上，政府必须减少对资本的管制，降低向富人财团征收的税务，私有化公共服务去提高“效率”，结果压榨工人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普罗人民被迫付出更多钱去“赎回”他们所应享有的基本服务，这造成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
过去近40年来，在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世界各地底层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空前的社会财富而有显著改善，反而是每况愈下。好些国家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最后要靠银行借贷去维持。工人由于工资低而买不起房屋、代步的汽车，甚至是家具等日用品，被迫向银行借钱，欠下一大笔债务。债务缠身对劳动人民其中最大威胁，就是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战斗性。由于深怕失去工作而无法还债，导致工人在本身权益受到剥夺时也通常不敢作出反抗。
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剩的危机周而复始的出现，由于投入在实际商品生产的资本已经无法换到更多的利润，富豪财团们就把资本转移到不事生产的领域中——金融业。随着金融资本的不断扩大，投机炒卖的活动更加猖獗，过度积累的资本在没有任何实际生产的过程中循环，为金融泡沫及危机不断发生的埋下祸根。当金融危机爆发时，金融巨鳄和大资本家们可以在政府动用公帑救市下全身而退，但是到最后要为危机买单而承受种种恶果的又是底层劳动人民。
合约工制度：工人无就业保障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断，也导致近年世界各地工人的就业保障愈来愈脆弱。现在正流行着的“劳动力非正式化”、“合约制劳动”、“劳动力外包”等名词，都是工人没有就业保障的最新代名词。在我国，政府于2011年的《1955年劳工法令》修订中，正式合法化劳工外包制度，承认劳工中介，让雇主可以通过合约工制度推卸保护工人权益的责任。非季节性的工作也可以“临时工”的合约方式雇用。
在合约工制度下，工人没有就业保障，也就是饭碗朝不保夕，而且还无法享有其他固定工所享有的权益，如医药津贴、房屋津贴、有薪假期、退休金等。除了在私人领域，政府部门雇用合约工的情况也愈来愈严重。目前至少有50万人是在政府各部门底下以合约工形式工作，如在政府医院和学校担任清洁工人、保安人员等，他们都是属于我国最低40%家庭收入群（B40）的一份子。
五一劳动节与工人自我解放
当年工人运动争取缩短工时，就是要让劳动者们可以有更多时间休息及从事自己所喜好的活动。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底层劳动人民实现自我解放的重要条件。如果长时间出卖劳力（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埋头从事对自己没有实质意义的工作，不仅在不断消磨损害劳动者的身心，也导致他们没有时间去联合其他劳动者组织起来，为劳动者阶级的自身命运寻求出路。
正是因为惧怕劳动者们组织起来去改善工作条件并形一股挑战资本建制的社会政治力量，当权者一直以来都不断打压劳工运动，打压不来就收编工运领导或扶持工人贵族，当工人运动的力量去到无法抵挡的程度时就被迫作出重大的让步，促成种种社会改革。
今天世界各地工人所享有的基本权益，都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资本家大慈大悲或良心发现而施舍给我们的，这些都是过去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牺牲青春、自由及生命去争取回来的。争取更多的权益，就是要打造劳动者真正摆脱剥削、实现自我解放的更有利条件。
五一劳动节的意义所在，就是不断地唤醒着自现代工人运动诞生以来，世界各地劳动人民为了摆脱剥削、反抗不公而无畏无惧进行抗争的精神。这一天也是提醒着我们，捍卫工人与普罗民众权益的社会抗争不能松懈下来。这艰巨的抗争，也不是五一劳动节一天的游行示威就可完成，我们还得回归到日常生活中不断对资本霸权作出挑战冲撞，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教育、基层组织及社会动员，朝着真正自由、平等、民主及劳动者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社会而前进。
五一劳动节这天，工人不需要你去感恩他们付出多少血汗，因为你的感恩只是在合理化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劳动者及受压迫底层人民的出路，不是来自你的感恩，而是劳动者及底层人民的联合起来，通过社会抗争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去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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